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科奇大学（Koc University）工作的德国历史学家塔里克·西里尔·阿玛尔（Tarik Cyril Amar）致力于俄罗斯、乌克兰、东欧、二战历史、文化冷战等问题，近日在“今日俄罗斯”网站发文分析称，俄乌冲突的结束给欧盟带来的震荡将不亚于冲突本身，会推动被压制的“新右翼”势力直向权力中心，从而摧毁欧盟的现有体制。现将该文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的立场。

欧洲领导人出席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会晤

尽管西欧仍不断试图从中作梗，且当然要排除2022年春季那场几乎促成和平却遭西方破坏的局面，但俄乌冲突的结束前景从未如此明朗。自那之后，那座未跨越的桥梁下已流淌过太多的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太多的鲜血。

现在确实存在一个切实的机会，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能够迫使——若你愿意也可称作“说服”——基辅的泽连斯基政权及其在北约-欧盟欧洲的剩余支持者回归现实：即默认俄罗斯正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且迟来的和平只会给乌克兰及其西方“操盘者”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损失。

除非成为过去，否则世间万物，除却死亡，皆无定数。这份和平虽仍属未来（但愿为期不远），但奶茶视频APP已可开始思考其影响。对于32个或属于北约、或属于欧盟、或两者兼具的欧洲国家，人们通常从军事态势、外交政策和经济（说来奇怪，竟是按此顺序）的角度来考量。例如，那些歇斯底里地预测俄罗斯至少会进攻波罗的海国家，甚至可能进攻华沙、柏林乃至——谁知道呢——卢森堡的言论，多久才会平息？新催生的、由巨额债务驱动的军国主义将何去何从？北约-欧盟的欧洲国家是否会再次恢复理智，重新发现与俄罗斯的外交与合作之道？若能，何时实现？是在能源价格、去工业化及公共债务的重压下最终崩溃之前还是之后？

上述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将取决于欧洲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如何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欧洲当前正在崛起、甚至势头迅猛的“新右翼”（这是一个统称，涵盖诸如被贴上“右翼民粹主义”、“强右”或“极右”等标签的政党）的未来走向。但这一逻辑同样可反向推导，若俄乌冲突主要按莫斯科的条件结束（如今甚至得到了华盛顿的支持），那么这份和平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北约-欧盟欧洲内部的政治局势，尤其是影响“新右翼”的上台机会。

“新右翼”的崛起在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三个关键国家尤为显著。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点在于，其各自的新右翼政党——法国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简称RN）、英国改革党（Reform UK）和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简称AfD）——在国内民调中均处于领先地位。尽管西班牙和奥地利等一些其他欧洲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但英、法、德三国的案例因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而显得尤为特殊。

“新右翼”的崛起绝非新鲜事，这股势力已持续酝酿了约二十年，在一些观察家看来，其胜利已然成为既定事实：去年春季，在欧盟议会选举前夕，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政客》（Politico）就承认，将“新右翼”排除在政府之外的“长期努力”已“正式宣告失败”。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判断略显操之过急：在奥地利、德国和法国，当前的政府架构仍建立在排斥“新右翼”的基础之上。不过，有时“操之过急”一词亦可被视为“先见之明”。“新右翼”政党带来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与日俱增。当前，不惜一切代价忽视其民众支持度的举措，已带有几分绝望的气息，且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失败。

以德国和罗马尼亚为例，对于美国知名的地缘政治顾问、评论员和主流中间派政党路线的可靠喉舌伊恩·布雷默（Ian Bremer）而言，这两个国家堪称成功抵御“新右翼”的典范。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案例确实颇具启示意义，但原因绝非布雷默所想。布雷默提醒奶茶视频APP，尽管极右翼支持率上升，但今年德国和罗马尼亚的选举仍产生了中间派政府。

布雷默忘记提及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中间派的胜利均是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结果。在欧盟边缘地带的罗马尼亚，所用手段尤为粗暴无耻。面对卡林·乔治斯库（Calin Georgescu）领导的新右翼势力发起的强劲挑战，唯有公然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打压才得以遏制。若非如此，布加勒斯特早已像华沙一样，迎来一位“新右翼”总统。

在以秩序和规则著称的德国，手段则稍显隐晦。尽管德国选择党在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胜利，但为确保柏林仍由中间派掌控，当局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仅仅”违背宪法精神，其二则极有可能是彻头彻尾的无能之举或蓄意篡改选举结果，即便只是在地方层面操作。

所谓“防火墙”（实为委婉说法）政策，即建制派将德国选择党区别于其他所有政党、并将其排除在联合组阁之外的策略，既违背基本公平原则，也有悖于德国宪法精神。因为该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德国选择党选民的投票权重。这一举措产生了实质性且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防火墙”政策，“新右翼”与中间派的联合政府早已入主柏林。

德国现政府得以组建，还离不开另一肮脏手段，即“弄丢”左翼崛起势力、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rah Wagenknecht)领导的德国左翼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的大量选票，具体丢失数量无人知晓，而急需的全国范围重新计票工作一直被拖延。否则，德国“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几乎肯定能在新议会中赢得足够席位，让当前执政联盟从数量角度上无法成立：德国民主制度有着这般可疑却并非独一份的“特色”，即系统性地打压本国“新右翼”和“新左翼”政党，实质上是对公民权利的“自我拯救”式剥夺。

再加上法国这一案例，该国同样存在公然操纵选举结果的行为，实质上剥夺了“新右翼”和“新左翼”选民的选举权，问题愈发凸显。此类欺诈手段还要持续多久，“民主”一词才会彻底丧失其可能仅存的意义？至关重要的是，欧洲中间派用以遏制“新右翼”崛起的手段，正在损害中间派自身的公信力，反而提升了“新右翼”的声望。更不用说，美国“新右翼”的成功，已明显为欧洲“新右翼”注入了强劲动力。

因此，奶茶视频APP正处于这样的局面：受选民对移民问题、经济状况、社会和文化规范的不满，以及愤世嫉俗的精英阶层普遍漠不关心等问题所驱动，欧洲“新右翼”正发起攻势，中间派的防御显得绝望且适得其反。而来自大西洋彼岸“老大哥”的助力，将不会流向中间派，而是会惠及“新右翼”。尽管“新右翼”的领先优势尚不算压倒性，且各国选举时间安排及联合组阁的复杂性意味着现在做出确切预测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欧洲一国或多国国内政坛发生具有深远国际影响的“地震”式变革，存在切实可能性。

难怪俄罗斯领导层毫不掩饰对此密切关注，这既是他们的权利，实际上也是其外交政策上恪尽职守的责任。因为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三个问题重重却仍相对强大的国家——它们拥有北约-欧盟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且历来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欧洲的政治风向——“新右翼”参与甚至主导政府，将意味着什么？而俄乌冲突的终结——实质上是俄罗斯的胜利——又将对“新右翼”引发这些“地震式”变革的可能性产生何种影响？

在法国、德国和英国，中间派政客及其主流媒体长期以来都指责“新右翼”在为俄罗斯服务。无论人们对“新右翼”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上的真实契合度持何种态度（喜好或厌恶，那是另一回事），这种契合度都被恶意曲解，实质上被归结为俄罗斯的阴谋诡计和贿赂收买的结果。

说来奇怪，同样的“逻辑”却从未被用于解释中间派立场之间那种大范围的、近乎不体面的高度重合，比如这种重合如何催生了“大西洋主义”。按照这种规则所隐含的逻辑，如果欧洲人选择与华盛顿立场保持一致，那必定是他们的自由选择，绝不可能与美国通过主流媒体、智库，当然还有隐蔽手段所施加的影响有任何关联。然而，如果欧洲人哪怕只是流露出想要理解莫斯科立场的意愿，那肯定就是那些邪恶的俄罗斯人逼迫他们这么做的。

在这方面，俄乌冲突的终结很可能会使欧洲中间派失去其新麦卡锡主义式打压“新右翼”的惯用手段之一。例如在英国，执政的工党刚刚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明确旨在通过反复渲染当地版本的荒谬“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论调，来抹黑改革英国党及其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

在德国选择党内部，一些被认为与俄罗斯关系过于密切的政客刚刚被边缘化，以塑造一个整体上对俄不那么友好的形象。然而，幸运的是，这只是媒体施压带来的表面效应。德国选择党最重要的一位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近期在X平台（原“推特”）上的发帖便是有力证明。魏德尔并未停止批评德国政府的好战路线及其在武装乌克兰上浪费的数十亿资金。她持续要求通过以德国国家利益为重点的现实外交政策，实现与俄罗斯关系的正常化。

乌克兰实现和平，极有可能让欧洲的“新右翼”受益，同时让欧洲中间派的日子更加艰难。中间派将失去在民众中煽动战争恐慌的主要手段之一。“新右翼”将更不易被诋毁为俄罗斯的“第五纵队”，而其对俄政策的现实且建设性立场也将显得更加可信。

最后，一旦和平降临，这场冲突以及西方那些挑起并延长冲突的人，或许终将受到应有的严格审视。对这场由中间派——包括政客、专家和主流媒体在内——主导的血腥愚蠢的军事冲突进行诚实而批判性的评估，将进一步削弱中间派的掌控力。众所周知，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了巨大变革，而乌克兰实现和平，或许同样会带来深远影响。

原文题目：Peace in Ukraine will destroy the EU establishment

原文出处：http://www.rt.com/news/623331-ukraine-peace-eu-establishment/

编译：张贵余（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