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月的一天，兰州街头风沙正紧。王洛宾提着一个旧皮箱，风尘仆仆地走进了那条熟悉的小巷。他没提前打招呼，也没寄信。按理说，这种时候的突然回家，不该是惊喜吗？

可门没锁，屋里的灯是亮的，餐桌上还放着刚吃过的饭菜。问题是，碗筷是两副，烟味也不对，不是他那种叶子烟的味儿。他站在门口，还没开口，屋里头的人转过身，语气平静得像在问邻居借盐。“你今晚住哪儿？”

王洛宾愣了几秒，没说话。那一刻，什么都明白了。说实话，他不是没想过两人之间出了问题。可亲眼看到这一切，还是像被冷水泼了头。

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连墙上的琴架都没了。他转身下楼，没回头。第二天，他回来取行李。她没拦，也没解释。

他收拾得干干净净，走的时候连早饭都没吃。短短几天后，报纸上登了一则小广告：“自即日起，与杜明远女士解除婚姻关系，今后互不相关。”落款是王洛宾本人。这事儿在当时并不算稀奇，战时社会节奏快，婚姻变动也多。但谁也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始。

两周后，王洛宾在兰州一家旅馆被带走。三个人，穿便衣，说是“接到举报”，连个手续都没打。他当时还以为是拍纪录片那会儿出了什么差错，也没挣扎。可接下来的审讯让他彻底明白了——这不是误会，是早就安排好的。

被指控的理由是“接触可疑分子、传播危险思想”。证据是一堆笔记和歌词，还有几封私人信件。甚至连他在青海湖边跟谁喝过酒、唱过什么歌，都被一一列出。最让他震惊的，是那份举报材料的署名：徐则林。

这个人，正是他前妻杜明远的“新朋友”。宪兵系统出身，手上有点权力，更有点背景。他不是单纯的情敌，更像是个布了局的人。其实倒过来想也不难理解。

那时候的西北，不光是战区，还是意识形态的前线。兰州、西宁这些地方，表面是文化建设，背后却有不少政治清算在悄悄进行。王洛宾是个音乐人，常年跑边疆，接触的多是民族群众和左翼文艺青年。说白了，身份很敏感。

可他自己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几年，他在青海、宁夏、甘肃一带拍片、采风，收集了几百首民间小调和歌词。他关心的是旋律、民俗、语言，没想过这些东西也能成为“证据”。他不是党员，也没参与什么政治组织。

但在那样的政治氛围里，不站队就是问题，太自由的人最危险。于是他被关起来了。没有判决、没有庭审，就这么关了三年。地点是兰州警备司的一个看押所，条件很差，地上潮湿，墙壁渗水。

审讯随时开始，有时候大半夜被叫出去，有时候吃完饭就被拖走。每次问的都是那些问题，他回答了一遍又一遍。后来他干脆不说话了。那时候他还不到三十六岁，正是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

他用面包纸写歌词，用砖头刻节奏，用脚拍拍子，也哼给自己听。他在里面写过一首歌，名字叫《灰墙之歌》。歌词没有流传下来，只知道他曾用这首歌撑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外头的人渐渐忘了他。

他的名字不出现在报纸上，也没人再提他曾经写过《在那遥远的地方》。说起来也是讽刺，他的婚姻结束得干脆，离婚公告只有几行字；可这场政治清算却拖了三年，最后连个明确说法都没有。1944年春天，天气刚暖，换了个看守。那天早上，他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日出狱。”

就这么一句话，像是通知一个租户退房。第二天，他被放出来。没人解释原因，也没人道歉。只说“经查无实证”，可以走了。

他没回兰州，直接去了西宁。那里还有他留下的一只录音机和几本没完成的谱子。他住在青海湖边一间旧屋里，继续采风，重新开始。他说得少了，写得多了，也更小心了。

每一首曲子都备份，每段歌词都藏好。三年之后，他写下了《达坂城的姑娘》《玛依拉》《青春舞曲》。这些歌流传得很快，在西北唱开了，后来传到内地，再后来成了中国民歌史上的经典。但那件事，他从不再提。

有一次采访，有人问他怎么想到写《青春舞曲》，他笑了笑，只说：“很多歌，都是命里来的。”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他说起“杜明远”这个名字。参考资料：张新颖，《王洛宾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李辉，《西部歌王王洛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北文艺史料选编》，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