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4日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确认也门胡塞武装12名军事和行政高级官员在8月底以色列对也门首都萨那一处“军事设施”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声明还称，死者直接参与指挥和管理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

8月28日，以色列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了远程空袭，目标是正在举行年度工作总结会议的胡塞武装高层。胡塞武装两天后证实，其“总理”（行政机构负责人）艾哈迈德·拉哈维和多位“政府部长”在以军空袭中伤亡，另有多名“部长”受伤。

以色列的这次精确打击一度被视为对胡塞武装的致命一击，但出乎意料的是，空袭后48小时内，胡塞武装就任命穆罕默德·米夫塔接替拉哈维的职位。这一高效人事任命显示，该组织权力结构依然完整。

此外，胡塞武装显现出更强烈的报复意志。总参谋长阿卜杜勒·卡里姆·加马里受伤幸存，愤然声称“犹太复国主义敌人打开了地狱之门”，誓言胡塞的回应将“严厉而痛苦”。胡塞领导层放话，要很快让敌人看到“局势逆转”。

随后，胡塞武装又做出强硬回应：除了一艘在红海航行的与以色列相关联的货船疑似遭报复外，胡塞武装人员还在8月31日突击了联合国在萨那和荷台达的办公地点，扣押了至少1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作为人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也门特使汉斯·格伦德伯格严厉谴责胡塞武装的这一系列任意拘禁行为，要求立即无条件放人。

8月29日，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人员参加反以色列集会。本文图/视觉中国

“斩首”的局限

以色列此次对胡塞武装高层的集体“斩首”行动，看似取得战术奇袭成功，实则暴露出明显的战略局限。从战术逻辑上看，以军远程空袭直接消灭胡塞一批核心决策者，意在斩断指挥链、削弱胡塞对红海远程打击和对以色列导弹袭击的策划能力，并向其他敌对组织展示以色列“全球打击”能力的决心。这与以色列在历次冲突中奉行的定点清除策略一脉相承。然而在应对胡塞武装时，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却大打折扣。

首先，胡塞武装的高度去中心化特性使其对单次“斩首”行动具有弹性适应能力。领导层虽然损失惨重，但指挥真空并未真正出现。事实上，美国和盟军自2024年初起就不断对胡塞武装导弹基地等目标实施空袭，可胡塞依然能够保持攻势，并未因外科手术式打击而退缩。美军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当年7月就承认，多国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整体上“未能奏效”，胡塞武装的袭击频率未见明显减少。可见，单纯依赖军事“斩首”并不能解决胡塞问题。

从战略层面评估，此次空袭对实际军事实力的削弱有限。胡塞武装的核心武装力量主要包括数万名装备步枪、迫击炮的地面战斗人员，以及一支掌握中程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和武装无人机的导弹部队。这些实体组织，并不会因为几位高层官员的死亡而立刻丧失战斗力。

据美联社报道，胡塞武装的“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阿提菲在此次空袭中幸存，情报与安全部门负责人阿卜杜勒·卡里姆·胡塞则根本未在现场。换言之，胡塞武装的军事指挥中枢和安全体系并未被一网打尽。真正掌握武装力量的军事首领、大区指挥官和导弹专家依然在位，武器库和导弹发射架也依然藏匿于也门各地。

对于这次空袭的效果，以色列国内也争议较大。有以色列官员质疑这种远程打击是否真能有效削弱胡塞的军事能力，认为应当采取更系统性的军事行动；而另一些人则担心过度军事介入可能使以色列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以色列国防军内部对下一步军事行动也存在分歧，强硬派主张对胡塞武装的导弹基地和港口设施进行大规模空袭，而务实派则倾向于通过情报行动和精确打击削弱其核心指挥层。这种内部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为胡塞武装争取了喘息空间。

基于公开信息判断，当前胡塞武装的剩余军力依旧不可小觑。今年7月，胡塞武装在红海沉没商船事件后甚至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一枚携带子母弹的长程弹道导弹，射程之远让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两座城市同时拉响警报。虽然该导弹被以色列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但这表明胡塞武装依然具备直接威胁以色列本土的打击手段。

9月1日，胡塞武装为遇难的多名高层官员举行葬礼。右一为胡塞武装“总理”艾哈迈德·拉哈维遗像。

战力仍在

胡塞武装之所以能在遭遇“斩首”打击后迅速恢复行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独特的去中心化组织结构和深厚的基层动员能力。一方面，胡塞武装并非高度依赖单一领袖指挥的金字塔式组织。在长期的冲突和战争中，胡塞武装发展出多层次、分散式的指挥体系。各战区、各部族武装和基层战斗单元在战术上拥有相当自主性，能够在断绝与中央通信的情况下继续作战。这种“分布式”作战方式意味着即使高层指挥官遭到猎杀，前线指挥官和基层部队仍可依据既定战略继续行动，作战体系不会因一两名领袖的身亡而陷入瘫痪。

另一方面，胡塞武装深植于也门北部扎伊迪什叶派社区，多年来累积了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胡塞运动起源于萨达省的宗教复兴和反腐败诉求，在也门内战和外部军事干预中进一步塑造为抵抗外敌的民族主义力量形象。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外部空袭和封锁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和物资短缺，反而强化了胡塞在民众中的凝聚力。包括非胡塞武装支持者在内，很多也门平民出于对外部干预的不满而消极对待甚至默认胡塞武装的统治地位。

此外，胡塞武装主要据守的也门西北高原地形险峻，多山的地理环境天然适合游击战和防御战。外部空袭虽能发动精确打击，但胡塞武装早已将指挥所、武器库分散隐藏于山地、洞穴和居民区，对手很难斩草除根。胡塞士兵更是对当地地形和社区关系了如指掌，可以利用山地小道和部族网络在空袭后迅速转移隐蔽。

作为资源相对匮乏的非国家行为体，胡塞武装也已在长期冲突中摸索出以小博大的应对之策：大量使用成本低廉但足以造成杀伤的武器系统，以消耗对手昂贵的防御资源。据报道，美军曾动用每枚价格达200万美元的“标准-2”导弹去击落胡塞发射的土制无人机，而这些无人机造价仅约2000美元。如此悬殊的成本对比下，反而使得外部军事干预因为成本高昂而难以长久持续。胡塞还常使用改装或外部提供的弹道导弹、反舰导弹，以及简易水雷、遥控炸弹艇等，对高价值目标进行威胁和破坏。例如2019年胡塞曾宣称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袭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使得世界石油供应短暂告急。

危机加剧

在遭遇“集体斩首”的第三天，胡塞武装突袭绑架了联合国在也门的11名工作人员。表面上看，这是对以色列空袭的激愤报复和示强之举，但深层次还涉及胡塞武装与外部力量长期累积的紧张关系。首先，胡塞武装在空袭重创后立即劫持联合国工作人员，试图通过扣押人质制造筹码。他们深知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对人道工作者安全高度关注，此举无疑给国际社会出了一道难题：假如再有类似空袭，胡塞武装手中的外国人质可能成为谈判筹码甚至安全护盾。

其次，胡塞与联合国体系本就存在深刻的互不信任。胡塞武装控制区近年来多次发生拘禁国际工作人员事件。2024年初，胡塞武装就在也门北部省份萨达绑架过8名联合国人员，导致联合国被迫暂停当地的人道主义行动。加上最新绑架的11人，胡塞武装控制的联合国人质已经达到了34名。

胡塞武装经常指责联合国偏袒敌对一方、援助分配不公，甚至怀疑某些外籍工作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此次以色列空袭后，胡塞武装迁怒联合国机构，一方面是宣泄对国际体系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可能想通过握有更多人质让核心管理层更加安全。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起绑架事件叠加胡塞武装的红海航运封锁行为，正引发一系列区域与全球性的连锁危机。

红海航运受阻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红海—苏伊士运河航线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关键贸易大动脉，每年数万艘商船通行。据统计，自胡塞武装以“支援巴勒斯坦”为由在红海发动袭击以来，过航船只数量明显下降，2024年下半年苏伊士运河月通行船数量较战前骤减一半以上。很多航运公司被迫舍弃红海，改道好望角，这意味着额外的上万公里航程、十余天航行时间和百万美元燃料成本。

有研究机构估计，2023年末至2024年上半年，胡塞武装的船只袭击行动已扰乱价值约1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货物运输，并导致海上保险费用飙升。如此一来，全球航运成本上升将推高商品价格。若红海局势继续恶化，不排除部分敏感物资的运输也受影响，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石油、液化天然气，进而波及能源市场和供应安全。

在地缘政治层面，红海安全失控可能迫使域外大国加强军事介入。实际上，美国已牵头组建多国护航编队“繁荣守护者行动”，部署军舰在曼德海峡护航商船；法国、意大利、印度等国也派出军舰独立巡逻红海要道。各方军力云集红海，增加了摩擦和误判的概率，区域局势更加复杂危险。

接下来，胡塞武装会否如黎巴嫩真主党或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样，演变为中东长期活跃的“非国家战略行为体”？

这取决于多重因素。首先，外部力量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和约束将是关键变量。其次，在也门内部，胡塞武装能否与也门政府及南方力量达成权力共享，将决定其武装角色是合法化为政治实体，还是继续被视作武装组织。最后，在国际层面，胡塞武装是否会更加有恃无恐地挑战国际规则，取决于相关各方能否联合行动，强力打击和遏制。

从目前态势来看，胡塞武装采取激烈报复行动的可能性仍在上升。胡塞武装在也门扎根超过15年，如果加沙危机持续，胡塞武装继续对外攻伐几乎是大概率事件。

（作者系北大汇丰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

作者：朱兆一